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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的华语顶流为什么被嫌弃了?

  比起沉甸甸的生活,辩论甚至显得有些滑稽,它技巧性地避开不利案例,又技巧性地佐证一个说法,留下泥泞中的大众,脚不知道该往哪搁,在现实问题面前,具体怎么做,比锋利的句子有用。

  在各类辩论赛的评论区里,风向正在悄悄改变。有人质疑辩题的合理性:“不知道这种辩题有啥意义?”有人干脆质疑辩论的意义:“花时间吵半天架,浪费时间。”甚至有人把这种批评延伸到辩手们身上:“痴迷辩论的人,十有是杠精。”

  比如“独立女性该不该收彩礼”,两个热点议题,乍看很值得辩几轮,可“收不收彩礼”是否与“独立女性”挂钩,要打个问号,辩题将它们绑定到一起,辩手只好生拉硬扯个所以然出来,哪怕它从一开始就不合理。又或者是,把辩题局限于讨论“豆花该甜还是该咸”,比如,“是传统偶像还是虚拟偶像更能满足人类需求”,“是情深缘浅更可悲还是情浅缘深更可悲”,分歧打出来了,可意义几乎为零,反对咸豆花与反对甜豆花,似乎都有道理,里外听起来又都不是人。有网友还曾强烈批评过一个最离谱的辩题——“该支持地心说还是日心说”。在八竿子打不着或者无关痛痒的事上,严肃地打一架,似乎成了当下不少观众对辩论的定义。

  很多时候,为了支撑论点,辩手会在词义上做文章。举个具有讨论意义的辩题——“《原神》的出现是不是国产游戏的黎明时刻”,反方辩手咬住了“黎明时刻”四个字,不断论证《原神》可以是“高光时刻”“光辉时刻”而偏偏不是“黎明时刻”,甚至争辩起“黎明”是不是在暗示,之前的中国游戏是一片衰落。一个针对《原神》的辩论,最终打成了“黎明是什么”,双方都对抠字眼感到热血沸腾。

  更不用说,辩手暴露出了对ACG的不了解,赶鸭子上架般,既没有拿《塞尔达传说》《巫师》等经典游戏来做辅助的论述,也避开了对家用机、街机、横版过关游戏的“黎明时刻”进行回溯,却拿“Steam下载量有3万人”来当作了不得的结辩例证数据。外行讨论内行,是辩论最崩溃的一条路,于辩手、于评委、于听众来说都是,尤其是在撞到专业领域的次元壁时,论据就很容易开始四处漏风。2016年有一个辩题叫“在神奇宝贝的世界是否应该禁止人类捕食神奇宝贝”,正方立论提出“大量捕食鲤鱼王会触怒暴鲤龙”,可鲤鱼王在宝可梦图鉴中根本没法吃,而一句“同族意识”,也被弹幕以“烈雀族群的捕食关系”噎了回去。

  一场辩论打下来,整整50分钟,只看到了胜负心。几乎没有带给宝可梦爱好者该有的颅内。就算是超级内行,为辩论而辩论,故意处处压对方一头,也不好看。比如大洋彼岸的美国,奥巴马和对手罗姆尼的一场关于公共政策的激辩中,双方密集地喊:“等等,我还没说完!”以至于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中心为此特意数了一下:总共有122次互相打断。尽管这场辩论几乎全程紧扣“女性就业”“石油”“税收”等社会热点,但输赢却未必是顺理成章的,在一场又一场辩论中,它更像个技术活,而不全看谁有理。有没有循环论证、有没有偷换概念、有没有正面回答……用辩论黑话拆对方的台,或者聪明地用诡辩术,一步步攻防,拿下某场辩论赛,到头来只是兵法问题,或者是一场情绪游戏。有时候,辩手努力变得学富五车,最后只成为一个抬杠冠军。

  古往今来被人们传颂的辩论,往往还是很实在、很真诚的。辩题常常围绕广泛的社会问题,同时蕴含哲思和激辩的空间,例如“楚国为什么不能打宋国?”“杀一个邻居怎么推演出掠杀一个邻国?”“买椟的人怎么反而还了珠?”“杯水怎么救得了车薪?”,以及孟子跟梁惠王辩论国策时,那个著名的开放性问题“怎么敢以五十步的逃跑策略,去笑那逃了一百步的人?”。为现实问题而辩论,即使身边没有第三个观众,也非常必要。

  时间向前倒推若干年,辩论曾经是中文世界的顶流活动。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赛横空出世,蒋昌建的陈词“野心共暴力一色”,胡渐彪的质询“性侵犯和钱有什么关系”,路一鸣的举证“对方辩手美得不客观”,林正疆的结辩“空手怎么画出科学上的圆”,统统经由央视实况播出,收视率翻升了2倍。

  那是个青年人追捧“文化”的年代,这些出众的辩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享受了明星般的待遇。第一届辩论赛播出,给社会议题做出一场场爽快的谈辩后,有很多大学生把经典辩论录成磁带,当作提高口才的素材。辩论的魅力凝结为金句而广泛传播,20世纪90年代的国辩让“对方辩友循环论证”“到底是没听见还是没听懂啊”有了近乎小品台词的传播度,2014年刮起又一阵旋风的《奇葩说》,则让辩论开始有了网感。在这档综艺节目上,辩论干脆不端着了,每爆一个辩题,乍看夸张,其实辩着辩着,就能辩出直抵人心的核心价值,比如,“丑闻主角就活该被万人虐吗?””“女性专属停车是不是歧视?”“‘能者多劳’是不是在坑我?”“有后东(马东)和无后东(马东),该选谁进核电站?”“剩男剩女该‘差不多得了’吗?”“‘时刻保持联系’是一种吗?”。

  也许是为了适配综艺节目的氛围,辩手也不再拽辩论术语,直接走上了一条拿俗话说大事的道路。“谈钱没什么不高雅,谈不拢才不高雅”“做废物需要天赋,普通人只配好好活着”“前任可以没有,智商咱们得留着”“蝙蝠身上绑鸡毛,你忘了自己是个什么鸟”,老实说,句句都是传播利器。于是,辩论以“话糙理不糙”的方式,又火了一把,《奇葩说》前3季的播放量超17亿次。但综艺化的辩论,在传播度走上最高峰后,也悄悄迎来了新的处境——

  社媒时代,互联网的角角落落到处埋伏着千万个辩手,沉默者的数量缩减,表达欲空前爆发,评论区里个个是辩手,辩论和吵架的边界逐渐模糊。观点泛滥而真诚稀缺的时候,辩论的路人缘开始走低,在许多人心中被打上了“诡辩”的标签。

  2023年,在拿下戛纳评审团奖的电影《坠落的审判》里,辩论戏占了大头。众说纷纭是怎么发生的,偏见与反转是怎么开始的,辩方认为“这是步步紧逼”,检方则觉得“我只是求证”,关于诱导、勾引、厌女、嫉妒、出轨、剽窃等关键点的质询,使影片外的观众开始有了道德倾斜。

  不可否认,庭审辩论非常重要,但其中难免蕴含着某种由争辩而发酵的傲慢,每听到一句话,就不由得下一个私人的判断,妻子如此反问:“如果我在看心理医生,他可能也会站在这里控诉萨穆埃尔有多不堪,但我们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辩论当然有其原则,“当辩论开始时,权威中止”,不光坠楼案件的法庭对峙,在广泛的辩论场上,围绕税收制度、捐精伦理、诉讼融资、禁烟等等社会问题,都有无数种观点,辩论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如今,在互联网的作用下,辩论的场域扩大了,每个热搜问题都能够在键盘上展开质询,讨论话题的烈度上升,意见交换的密度增大,戾气也频频爆发,可一场键盘大战下来,烂事依旧在那里堆着,没有变化。比起沉甸甸的生活,辩论甚至显得有些滑稽,它技巧性地避开不利案例,又技巧性地佐证一个说法,留下泥泞中的大众,脚不知道该往哪搁,在现实问题面前,具体怎么做,有时比锋利的句子有用。讽刺的是,“辩论”本身的价值作为辩题时,也经常不被肯定。1997年国辩的辩题“真理是不是越辩越明”,反方辩手拿下了比赛;2023年新国辩的辩题“当今时代还需要辩论吗”,胜局又一次判给了反方。在竞技的土壤里,它靠竞技否定了自己。冯骥才曾指出,“明辨胜于雄辩”,这也是反方辩手拿来结辩陈词的一个实例。

  长于辩论的人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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