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句话，坐在电视机前的你情绪相信必定亢奋起来，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你将看到一场辞锋锐利、妙语如珠的语言与逻辑的交锋。
其实，电视辩论会在新加坡有很长的历史，它应该是在196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它的创始者是知名戏剧家郭宝崑先生，他那时在新加坡广播电视台担任导播。
后来，辩论会发展成为电视台的招牌节目之一。当时，大学先修班校际辩论会和大专辩论会每年交替举行。受到电视辩论节目影响，辩论比赛在中学和大专学府也很普遍。
我在1984年加入新加坡广播局华文时事节目组当导播。按当时的传统，辩论会节目是由组内导播轮流负责。我在加入电视台第二年，就被分派制作大专辩论会，就这样我开始了和电视辩论节目不浅的渊源。
辩论会导播除了制作节目之外，赛前的行政工作也很多，譬如邀请参赛队伍和评判、征求辩题、设计制作奖状与奖杯，以及派发门票等等。虽然我是第一次负责这个节目，不过由于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所以节目制作顺利。
经过了7场比赛，1985年的辩论会落幕。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年的辩论会还多了一场新港大专辩论友谊赛。受邀的是一支由香港各大学组成的联合代表队，它和大专辩论会冠军新加坡国立大学A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这其实不是新加坡电视台第一次主办区域性华语辩论比赛。早在1971年至1973 年，它就连续三年主办过新马港大专辩论会，并且取得不错的回响，不过后来据说是因为经费问题而停办。
新港辩论友谊赛使得新加坡观众相隔12年后，有机会目睹海外队伍的辩论风采。观众反应热烈，节目结束后许多人要求电视台继续主办区域性华语辩论比赛。终于在第二年，即1986年，电视台主办了第一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参加的队伍有4 支，它们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的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的东亚大学。我们也邀请了大学和马来亚大学参赛，可惜都被婉拒。
在1988年亚洲大专辩论会决赛中，复旦大学队打败大学队荣登冠军宝座。决赛辩题是： “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代表复旦的辩手为（左起）：李光斗、吕巍、罗洁、鲍勇剑与顾刚。
这些海外队伍的参与，尤其是北京大学第一次参赛，使得节目非常受欢迎。每场比赛观众席都爆满，到了北大对中大的决赛，我们甚至要通过闭路电视直播， 让无法进入会场的观众在场外观赛。
两年后，电视台再接再厉举办了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这次负责的是另一位华文时事节目组导播，但我还是在征集辩题、协调与招待外国队伍方面参与了节目。1988年的辩论会意义非凡，因为第一次派出大学参加，而中国方面则是由复旦大学代表。这是两岸学子长达40年隔绝后，第一次正式公开接触。
经过了6场精彩的赛事，台大和复旦分别击败组内其他队伍，在被称为“世纪之辩”的大决赛中决一胜负。
那时候，中台还处在互不信任的对峙状态，所以这场辩论会在海内外备受瞩目。不时会有人提出疑问，新加坡是不是为了撮合两岸而邀请和大学参赛。据我所知，新加坡官方从未对电视台有过任何批示，至少我在制作节目时没接过有关的指示。
但在那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仍未正式结束“三不”（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政策的年代，中台双方都明白这次接触的含义和敏感性。所以，双方教练在决赛前达成“不谈政府、不谈领袖、不谈主义、不用攻击词语” 的君子协定，避免在交锋时可能出现的尴尬场面。制作组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参与，而我们也是在事后通过媒体报道知道此事。对我们来说，这纯粹就是一场辩论会，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办好。
1993年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半决赛，正方是悉尼大学队，反方是复旦大学队。 辩题是：“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结果复旦大学队获胜。
1993年，辩论会规模扩大为国际性质，并且成了新加坡广播局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合作项目，轮流在两地主办。时隔7年，我再次上阵，担任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导播。这一年的辩论会，除了曾经参加亚洲大专辩论会的复旦大学、大学、马来亚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之外，还多了香港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澳洲的悉尼大学和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可谓盛况空前。
1995年，轮到中国中央电视台主办辩论会，我和华文时事节目组总监朱亮亮、资料搜集同事林文庆代表新加坡电视台到北京出席盛会，并且观摩了央视辩论会节目的制作。
1997年，国际大专辩论会又回到新加坡，这次我负责策划工作，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参与辩论会节目。
不少国家的民间都有举办辩论活动的传统，但刚从长期走出来的中国，这种非关，以锻炼口才与逻辑思维为目的的辩论会还是新鲜事。1986年亚洲大专辩论会结束后，新加坡式的辩论会被引进中国，且在北京流行起来，而北京电视台也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第一回主办了辩论比赛。
但真正在中国掀起辩论热潮的是1993年的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因为节目在中国电视上播映，加上复旦大学成功夺冠，使得辩论活动迅速风靡神州大地。复旦辩论员成了大众偶像，社会上出现各种大大小小的辩论赛，同辩论有关的书刊也登上畅销榜。这股辩论热潮持续了好些年的时间。
那些年的辩论会使我得益不浅，也让我留下美好回忆。其中一项让自己感到很满意的，是比赛获得很大的宣传。1985年举办的只是例常的本地大专辩论会，但每场比赛之后，记者朋友都会发表赛后分析，加上新闻、特写和读者评论，有时竟占了超过报纸半版。整个辩论会下来，有关的报道和评论总数超过了50篇。
到了第一届亚洲大专辩论会，由于有更多国外队伍，特别是北京大学出席，媒体报道更是热烈，加上电视台自己的特备节目和其他宣传，整个活动非常热闹。
1988年，中台大学的历史性碰头，吸引了国内外平面和广播媒体紧密追踪报道。中台两地交流的某些禁忌也被打破，例如，三家电视台在新闻节目通过卫星转播了10分钟的大决赛实况，突破了以往在播映中台体育交流新闻3分钟的限制。
1993年的国际大专辩论会规模历来最大，又是第一次有来自非华语地区的队伍参加，特别引起媒体的浓厚兴趣。
节目得到大力宣传，要感谢媒体朋友，尤其是《新明日报》旧同事在1985年和1986年两届辩论会鼎力相助。而其中好友黄志鸿更是不遗余力，撰写报道、评论和特写。这些媒体朋友当时都年轻有冲劲，对辩论活动充满热忱，所以在大家的配合下，当年的辩论会取得前所未有的宣传效果。
辩题可说是辩论会的灵魂。好的辩题让正反双方有发挥的空间，使比赛变得精彩。另一方面，辩题也必须贴近观众，使他们感兴趣，所以好的辩题得之不易。
一向来我们的辩题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千古争论不休的哲学命题，如“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人性本善”、“真理越辩越明”等；另一类则是时事热门话题，如“安乐死应合法化”、“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能两全其美”、“各国政府应该全面禁烟”等。
历届辩论会的辩题都是集思广益的结果。除了在华文时事节目组同事之间搜集辩题外，我们也向国内专家学者征求题目。最后，收集到的辩题往往超过上百个，从中我们再精挑细选适合的。辩题要达到尽善尽美很难，不过我们是做出很大努力。
作者（左一）1993年在樟宜机场接待复旦大学代表队。当时的教练（左二）、队员姜丰（左三） 与蒋昌建（右二站立者）后来都成了知名人物。
在电视辩论会长久历史中，本地许多文教界的专家学者及社会知名人士，都因为担任评判而同辩论会结缘。这些人当中就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吴德耀教授、郭振羽教授、许廷芳律师、李廉凤女士、周清海博士、张齐娥女士、黄锦西先生、魏维贤博士和谢雪华律师等等。辩论会能成功主办少不了他们的贡献。
当然，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会的评判。那年我们请到了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和哈佛大学儒学权威杜维明教授这些海外知名人物。他们的参与为辩论会增光不少，同时还提高了辩论会的新闻性。
另外一点不能不提的是，政坛与文化界好些风云人物，都曾是亚洲或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参与者。例如，1988年与1993年担任复旦大学教练的，现在是中央局；1986年代表北大夺冠，并且成为最佳辩论员的马朝旭，目前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其他如1993年的最佳辩论员，复旦代表蒋昌建，则是中国著名电视主持人；1990年代表台大夺魁的王郁琦曾担任会主委，他的队友王文华，则是畅销作家。
任何比赛都要求公平公正，我们主办辩论比赛当然也希望做到这一点，所以在评分标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譬如制定详细评分准则、评判须知事项，以及想方法避免极端分数影响结果。不过，要做到绝对公平却有难度，毕竟辩论不是体育或数学竞赛之类的，胜负分明。评判打分时可能受到本身主观看法影响，所以要做到人人都对评判结果信服几乎不可能。
记得我负责的国内大专辩论会，其中有一场，输了的队伍觉得评判不公，于是和支持他们的同名写信向我们申诉。不过，我们始终得尊重评判的决定，无法干预。同样的，有些观众对比赛结果也有意见。记得一个有趣的经历，大专辩论会其中一场的辩题是“在学校教导性教育，会加强青年人的道德观念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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